我生于1944年的福州卢家。自入私塾到大学毕业，我只在高中时见过一个同姓的同学，以致幼时我曾天真地问过大人：“为什么我们偏姓这么少见的卢姓，不姓人家陈、林、王、郑？”当年，我对自己的姓氏颇不自信。

      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见过本支卢家的族谱。后来，一位叫卢诗忠的老族人告诉我，族谱在“文革”中被烧掉了。祖宗传下的命名取字排行是他告诉我的：“天蔚日宏，世代兴隆，诗书济美，忠孝连芳，文章启运，礼乐传家，积德为宝，作述辉明。”我是美字辈，从未见过祖父。我的父辈只有两兄弟，直到1965年，我读大二暑假回福州时，和伯父聊天，才由他告诉我，我的祖父叫“书洛”，曾祖名“诗銮”，都是极富文化韵味的名字。伯父去世后，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伯母带着，我才第一次回到建新的凤岗老家。卢氏家族公用的祖屋还在，那时被开发做了茶厂。

      族人说，凤岗族谱上记载，我们家族的先人自闽南迁居福州，开基的地点就在这闽江边的沙洲上。这片洲地土丘原名“凤岗”，可知此名乃先人为祈求吉祥而为（于今却被人无端改称“金山”，既俗气又没来由）。“凤岗里三十六宅”，各宅多以姓氏冠村名。我故家所在的“卢滨洲村”是以先祖的名字命名的，如今只剩下“卢滨路”名。传说先祖是在明万历年间由漳州（漳浦）来居，其后世代务农。

      我并不知道父辈何时迁出卢滨洲村，只听说，父亲出来后，从事的是皮革加工，劳作十分繁重。伯父则不知在那家药店里，当了抓药的学徒。伯父没有念过书，但人很聪明，每天接方抓药，日久，自学成了上下杭那一带的名中医。伯父在双杭卫生院和茶亭卫生院都坐堂过，每次开了方，总要病家把抓的药拿来打开复查，看有否抓错的药。他的医德，是很被街坊称赞的。父辈所积的厚德，是子孙顺利长成的庇佑。

      我虚龄5岁时，是1948年，那年家中的大事，是生父去世。他逝时不过37岁，留给我的，似乎只有记忆中的“一面之缘”，以及当时福州郊外、琼东河边、水部柳宅村的老房子。我长大后才注意到，父亲购房契约上签字的时间，正是我出生的1944年。

      我是父亲遗下的独苗，母亲务农，种植蔬菜和水稻，总是起早摸黑地干活。我在幼时，得到外婆十分的怜爱，家里虽然没有什么钱，但为了“拴住”体弱多病的我，还给我打了金耳环钉上。到我二十岁，按古礼应是“弱冠”了，才由大学同学帮我脱了下来。我还特地照了相留念。

 

 

     六七岁时，我才被安排上私塾，读《三字经》，描红字簿。和父辈不同，我幼时喜欢看书、听老人家讲古，这种天性，似乎不像家族遗传，更可能是自小的耳濡目染，因为爱听评话与闽剧故事。

     父亲手上购置的旧木屋，乃连排三座中的一座，还算宽敞。厅堂和楼房的楹柱上贴满了红纸对联。上了学以后，我才认得是“民生在勤；德行唯俭”，“杯海纵横廿一史；炉香环绕十三经”等。到我解得其意时，才知这户房东原也是书香门第，至少是“耕读传家”之户。大概是因为生长在这里，我也沾了这户人家遗存的文气，走上从文读史的道路。

     从琼水小学到十一中、十五中，家长是一直栽培我上学的。1960年我被保送上了福州高级中学。那时，每天从水部柳宅村（现在的闽都大厦对面）家中，光脚徒步走到仓山福高上课，最快也要45分钟。寒暑假要帮家里干农活，还常挑担去三保街卖菜。那时菜价很便宜，一斤空心菜才一分钱，整担菜卖完，总共只能收块把钱。记得一次挑担碰到伯母，她劈头问我，高中毕业如何打算，我说，毕业了就考个中专呗，早点出来赚钱养家。伯母说，“依松啊，我们‘唐部仔’（男孩子）要有志气，要好好读书考大学。你有困难，依伯会支持你。”伯母这样说，我心里一热，眼眶湿润，有了想读大学的底气了。

     高二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同学辍了学。我们年段10个班，缩成8个。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寄宿。我住校了，自然不用再做家务和农活，有了许多的空余时间。我开始疯狂地读起课外书，那时真是如饥似渴，如穷措大吃酒席般，不仅读遍学校阅览室的报刊杂志，还把学校图书馆里自己喜欢的书，都借来读，有的还抄写作笔记。因为爱好历史和古典文学，我背熟了《论语》、《孟子》及许多古诗词，连《六朝文絜》也做了摘抄。高三考前填志愿，班主任做主替我报了北京大学，我按自己的爱好选择文史专业，还特意在志愿表的备注栏里写上“酷爱文史”。

     北大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后，在我村庄的邻舍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进京的路费由福高给了补助，伯父给了些生活费，伯母为我买了藤箱，备了棉衣和换洗的旧衣。

     到了北大，学校发给贫困生绒衣、棉裤、床单、褥子等，我享受的是甲等助学金——每个月15块5毛。1965年，毛主席发表“春节谈话”后，又提高到19块5毛。要知道，那时，学徒工的月薪才8元钱。那时并不富裕的国家，对于“未来的接班人”，是倾力培养的。对于我们这些贫困生，国，是更大的家。

 

     1976年，我从北京调回福州，在财政厅工作。单位给的宿舍，就在冶山路欧冶池边。我开始意识到我身在的土地，正是福州开始建城的地方。历史，再一次提醒我，应该为福州、为福建的历史做些什么，才不辜负自己当年的志愿和所学的专业。1994年我选择去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一干就是十年；2004年调到东大路省文史馆，至今又是十年。

到省方志办，我已届“知命之年”。关于卢姓的渊源与家族历史文化，我到这时才有机会进行探索与追寻，花费了三年多时间，完成第一部专著《中华卢氏源流》。幼时的心结，要到这时才打开，算是实现了自己学习历史就要弄清卢姓历史的宏愿。

     如今，我把家安在了大根路，离我的旧居地（闽都大厦对面的水部柳宅村），也并不远。儿时的城郊已经发展成为福州城市的中心区。父亲传下的柳宅村老宅虽然早已消失，但生养我的土地，一直都在。我也常常想，这座城市和祖辈给我留下了什么，我应如何传承；我原初学习的专业与后来长期从事的职业，又能为后人留下点什么。

 

——来源：海都网         （此文发表于2014年5月11日《海峡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