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胜，1910年出生于海南省琼海市。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福建闽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福建闽南独立三团团长兼政委。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后，他留在闽南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攻城拔寨，骁勇善战。抗战爆发后，他任新四军三支队四团团长兼政委，曾以两个团打败国民党13个团而威震华中。1940年，任苏中军区四分区司令员、政委兼中共地委书记，率部参加黄桥决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七纵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一师一旅政委，四纵十师师长兼政委，四纵副司令员，率部参加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和枣庄、莱芜、孟良崮等战斗。1948年，率部参加济南、淮海战役，攻克了数十个国民党军团以上兵力守备的村落、据点。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政委，率部歼灭由南京等地南逃之敌五个军的大部，并率部解放杭州和上海，首任杭州市警备区政委、嘉兴市军管会主任。建国后，任志愿军二十三军政委，在朝鲜被授予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9月后，任福建省军区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顾问（大军区正职待遇）等职。“文革”中受冲击。他是中共“七大”代表（因伤未能赴会参加），第四届、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荣膺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7年9月23日在福州逝世。

    卢胜原名卢家扬，原籍海南岛，1911年出生于琼海县万泉河边芳岭村。父亲当海员，母亲务农。他幼失怙恃，由祖母抚养成长，1926年祖母病逝，他便成无依无靠的单身少年。

    1927年“四·二二”事变，海南的军阀当局搞反共清党、镇压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卢胜愤而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并多次参加农军攻打驻博敖港的反动武装。在大批反动军队反扑时，他听从组织安排从海上泅水突围后，又参加工农讨逆军。1928年2月，卢胜被组织调任乐会县委交通联络员，尽管交通沿途要经历多处艰难危险的关卡，但每次都胜利完成任务。这年夏天，国民党军第十师配合海南地方军队数千人发动了残酷的军事“清剿”，琼崖区委决定农军分散隐蔽，卢胜也在群众掩护下从海口乘船潜往新加坡。到新加坡后，他在一家制胶厂做工的同时，进合星学校读夜校。夜校的教员都是进步人士，他在那里提高了文化水平，懂得革命道理，次年3月重新加入共青团。

    1932年春节前，卢胜在一艘外国轮船当海员（做厨师助手），与组织联系上以后，开始参加海员工会活动。因为帮助无端被解雇工人与黑色工头冲突，卢胜被黑色工头诬指为共产党煽动闹事，串通地方警察将他关进英殖民者的监牢。英殖民者对他采用冰刑，每次用大冰块压住他的四肢三四个小时，把他冻麻冻昏，给他留下无法治愈的支气管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种种折磨，他始终以“不知道”回答，监狱当局没有取得任何证据，只好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　

    卢胜被押回琼海时，家乡革命正处低潮，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于是他决定按南洋党组织早先提供的线索，到厦门去试试。

    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厦门，党在那里设有可以通达上海（中共中央）、闽西（福建省委和中央苏区）、汕头（东江）、香港以至南洋的秘密交通线。卢胜到厦门不久与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在地下交通站工作，公开的职业掩护是咖啡馆里的厨师。由于他工作积极、勇敢和机智，同年10月被批准转为中共党员。两个月后，他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到前线与反动派作战。

    1932年底，卢胜获准到闽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他到达部队时，红三团政治部主任李克己先把他留在团部工作，一年后分配到第四连任排长，经常带一支20余人的队伍在平和县南胜、五寨一带，打击地主团防武装，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1934年春，靖和浦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平和欧寮（村）成立，升任红三团第四连政委的卢胜，曾以数十红军伏击平和县保安团韩柳添部及靖和浦民团数百人，俘敌30多人，缴获长短枪近百支，子弹千余发。几天后，他和李克己主任在行军途中遭强敌合围袭击，李主任英勇牺牲，卢胜右腰负伤，仍坚持指挥第四连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在1934年8月新成立的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书记黄会聪）领导下，卢胜率四连担任战斗主力，在平和埔尖山重创国民党福建省龙溪专区沈东海保安独立营。此次“埔尖战斗”，由红三团团长张长水指挥，卢胜带第四连唱主角，担任正面阻击。是役，红三团毙敌30多名，俘敌80余名，缴重机枪2挺、长短枪100余支、子弹万余发、军用品30多担。有力打击了敌军，显示闽粤边红军的力量，对牵制国民党军队，支持中央苏区反“围剿”起了一定作用。

埔尖山战斗胜利之后，国民党当局调兵遣将对闽粤边区实行更残酷的“清剿”。中央军八十师（陈琪部）、粤军第九师及地方保安、民团分别向靖和浦、饶和浦等苏区采取军事、政治、经济多种手段疯狂进攻，红军游击队遇到很大的困难。

    闽粤边特委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把军事斗争的重点转向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红三团主力则避敌锐气，大部转到封锁线外作战，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卢胜率四连留在云霄、平和边境的五南、坪水坚持内线斗争，以班为单位，开展小规模、分散的游击战，袭击敌人，逼中央军八十师急调两个营驻守平和县城，从而减少进攻红军的兵力。一次，敌军大队人马在叛徒引带下，直扑红军特委机关、后方医院和看守所所在的车本村附近石洞群，卢胜闻讯即带四连一个排和部分赤卫队抢占山头，利用地形向敌军猛烈射击，敌军集中队伍包抄回击，红军则边打边退，在大山里与敌周旋到了天黑，特委机关、后方医院和看守所都安全转移了。

    1935年8月，闽西红九团南下在平和三坪同闽南红三团会师之后，为了使闽南和粤东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牵制国民党军对靖和浦根据地的“清剿”，中共闽粤边特委指派卢胜带领红三团第四连40余名精干武装去开辟云（霄）、（平）和、诏（安）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出发前，团长张长水向他临别赠言：“你们要注意斗争策略，加强革命团结，争取多打胜仗！”卢胜代表全体指战员向组织表态“保证完成任务，坚持斗争胜利”，为了坚定必胜信心，他特意把名字改了。所以后来在闽粤边、乌山一带多数人只熟悉老红军卢胜的名字，很少人知道他的原名。他本人也喜欢这个显示战斗决心、信心的好名字，一直使用终身。

    他们从平和欧寮经东坑、峨眉山进入云霄的马铺、车仔圩、平和的田径、小岺角，到达乌山东侧的水晶坪地区，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帮助群众建立农会、农民自卫队武装，打掉水晶坪桥头村反动地主张金氏的民团武装，没收财物分给贫苦群众。红四连打开了局面，扩大了影响，工作迅速扩大到乌山西南侧的诏安北蔗、进水、五洞、龙石示等地。9月，又在云和边区的陂下、寮安、梅林、七高石示等地建立革命政权。根据特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云和诏独立营，营长卢胜、政委吴金。9月25日，当独立营在北蔗打退敌军200多人的围攻之后，云和诏边区游击根据地正式建立。

    1936年3月，特委将潮澄饶红军与云和诏红军独立营合并成立闽粤边红军支队，和红三团一起，直属特委领导，卢胜任支队长，吴金为政委，李金盛为副支队长。不久，闽粤边支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闽粤边独立营，仍归特委领导。

    7月，独立营第三次攻打诏安金溪圆楼（灰寨）成功，军威大振，云和诏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不久，独立营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在诏安官陂又胜利攻破枕头楼敌人据点，官陂周围的平原地区也建起新的游击区，同时成立一支2000人的群众抗日武装。

8月底，卢胜建议利用传统中元节，白天奇袭云霄城，既可牵制敌人集中兵力对平和根据地的进攻，又可攻击敌银庄，解决经费和解救被关在云霄县监狱的革命群众。意见得到批准。9月3日，红三团和独立营抽调40名精干人员，在卢胜指挥下便装潜入云霄县城。城内战斗打了约一个小时，卢胜腰部负伤坚持指挥，待主力撤出北门后，他即带领掩护部队用手榴弹开路，勇敢快捷地从西门撤出云霄城。此役显示闽粤边红军的战斗实力，对国民党高层都有震动，据说蒋介石当月增调中央军七十五师万余人赶到闽南加强防务，原闽省敌军“清剿”平和苏区的计划受挫，红军缴获现钞1万多元、银元数百元，帮助部队很大程度地解决军需和冬衣经费，还救济了部分根据地贫苦群众。

    根据中共南委1937年3月5日开展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 4月19日，独立营政委吴金、营长卢胜等人率先与驻诏安的一五七师四九二团二营副官和诏安县府委员，开始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6月26日，中共闽粤边特委和一五七师的代表在漳州签订了合作抗日的“6·26”协定。“6·26”协定的签订，使闽粤边特委及所领导的红军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标志着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吹响闽南军民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战斗号角。

    7月1日，闽粤边红军到达平和小溪镇接受一五七师点编，改番号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大队长何鸣、政训员吴金、副大队长卢胜、参谋长王胜。全队编为5个连和4个直属排共800余人。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五七师借口漳浦县为海防前线，要保安独立大队速到漳浦县城集中受训，以便开赴抗日前线。13日，红军部队在何鸣、吴金率领下驻进漳浦县城孔庙。背信弃义的一五七师师长黄涛按其上司密令，于16日上午，以点名发饷和整编为名，诱骗红军到已有火力包围的体育场集合，然后强令收缴枪械，至此一五七师和国民党当局诱骗红军下山，强行包围缴械的阴谋全部暴露，史称“漳浦事件”、“何鸣危险”。

   “漳浦事件”发生当天，一五七师把何鸣、吴金扣留在该师四七一旅旅部（漳浦），其余红军指战员暂时看管在原驻地孔庙之内。作为老红军、共产党员的卢胜，在和王胜碰头之后，即让骨干们互相传话：“这次教训让人痛心，但我们绝不能灰心。要设法和顽固派斗到底！”第三连庶务长悄悄塞给他一支小曲九枪，说是上午放在干粮袋里挂在墙上被斗笠盖着，没被搜缴。卢胜一阵惊喜说：“对!要重新拿起枪，与敌人斗!”当即和王胜同陈容、林少克、林长兴、陈高顺、欧育超等连排干部个别联系，通知相机突围，到漳浦城郊溪南村寻找地方党组织联络归队。

    是夜，卢胜、王胜带着那支惟一的小曲九手枪，率陈高顺、林少克等十多名骨干翻墙突围出来，卢胜从县城泅水渡河到溪南（村），又摸黑登上金刚山腰的清泉岩，同从下布赶来的特委巡视员朱曼平等战友见面，相拥无言，热泪盈眶。随后，先后分批突围到达清泉岩的战士有100来人。7月17日，特委领导何浚、朱曼平等在清泉岩召开紧急会议，将冲出来的百把号人重新整编，仍称红三团，卢胜为团长兼政委，王胜为参谋长，重新建立的红三团诞生了，百名壮士奋起清泉岩。

    1937年9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谭震林带一个武装排到闽南，支援闽南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个月便收到明显成效。其时，卢胜带一个连和闽西武装排到平和泗近塘、大沙岗一带宣传抗日，要求一五七师执行“6·26”协定，归还“漳浦事件”中被缴去的枪械。闽南当局竟派省保安第三团第二大队张闾部，配合云霄、诏安、平和保安队400多人，以“剿灭散匪”名义向我进攻，并滥杀、乱捕无辜群众。卢胜带部队在大沙岗一带痛击了这支反动军队，打死打伤顽军70多人，缴步枪26支，子弹400多发，这是红三团重建后的首次漂亮仗，从根本上振奋了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使泗近塘、大沙岗周围地区很快得到恢复。

    1938年1月，红三团编入新四军三支队四团一营时，已发展到300多人枪，重新吹响战斗号角，雄纠纠地奔向抗日前线。

    1940年初，卢胜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张云逸的指挥下，率部北渡长江，开辟天长、六合、仪征、扬中抗日根据地，救援半塔、驰援郭村，沟通了与皖东的战略联系。在与挺进纵队司令员叶飞和政委吉洛（即姬鹏飞）紧密配合下，组织两个团的兵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苏鲁皖边防游击军李长江部13个团的进攻，创造了华中地区反磨擦战斗以少胜多的范例。1940年6月后，将军率部参加了黄桥决战，在陈毅司令员的指挥下，与“扫帚星”韩德勤部进行了殊死的较量。在苏中与敌进行了长期的反“围剿”、反“清乡”、反“扫荡”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为创建南通、如东、启东、海门革命根据地和壮大抗日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3月，将军与刘培善等一起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出席中共“七大”，途经江苏涟水县大黄庄时，遭到日伪军三面伏击。在突围中，将军右腿腓骨被日寇子弹击穿，当即倒在地上，鲜血直流。妻子姜斑华和警卫员姜勇取出两枚银元，绑在两枪眼上止血，并隐藏到一独立的草屋里。不一会日军马队来到眼前，情况万分危急，将军拔出短枪，冷静地对妻子和警卫员说：“我们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不能叫鬼子抓去！”幸运的是，鬼子没有进来搜查，将军躲过一劫。由于伤势过重，他成了惟一未能与会的“七大”代表。当时陈毅元帅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卢胜同志，你受苦了！”

    解放战争时期，将军率领的部队曾活捉敌中将师长周毓英、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全歼敌25军，击毙“徐州剿总”黄伯韬。1949年2月，将军奉命参加渡江战役，率部突破镇江、江阴之间的国民党军江防，切断了沪宁铁路和宁杭公路，在溧阳、郎溪、广德地区，会同友邻部队截击，歼灭了由南京等地南逃之敌5个军的大部。随后率部参加了解放杭州、上海等战役战斗。在上海市区作战中，为了减少城市设施的破坏，将军强调使用步兵武器，以短兵相接，消灭敌人。指战员露宿街头，将缴获的两卡车贵重物品全部上交，受到了陈毅、粟裕的表扬。

    1952年秋，将军率志愿军23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他与钟国楚军长按照毛主席“积极防御、寸土必争”的指示，率部与敌激战109次，歼敌14768人，缴获各种枪炮558件，击落击伤敌机434架，击毁击伤敌坦克149辆，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