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续）
作者：陈爽
（三）、都邑与乡里：北朝世家大族的宗族结构
比较而言，北朝大族较多地保持了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儒学继世，门风古朴；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历数百年不离其根本所在之地，因而具有更为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永嘉之乱后，北方原有的地方行政机构遭到破坏，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各地豪强纷纷纠合宗族乡里，结坞筑垒，以为自保之计。在一段时期内，北方地区堡坞林立，坞壁部分取代了原有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
坞壁的形成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有“险”可据，有“障”可阻；而水的供应对坞壁的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坞壁就是由于运水之路被断而被攻陷的，坞壁赖以生存的田园多在险隘之外，谷物的收获又受到季节的限制，遇到“年谷未熟”或胡骑侵扰，便只能“食木实，饵石蕊”，坐吃山空；更多的坞主不能不常年以“抄掠”为务。与其将这一时期的坞壁视为独立的社会生产实体，不如把它们看作是分散的军事武力集团。
在众多的坞主中，象庾衮、郗鉴这类魏晋大族比较少见，而象苏峻、李矩、郭默、刘遐这类的“流民帅”则比比皆是。史籍对于坞壁组织的描述中虽然常常出现“宗族”、“部曲”的字样，实际成分却相当复杂，其中“纠合”、“归附”的流民占有很大数量，另外还有一些胡人坞壁。坞壁组织很不稳固，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大。有时“户至千家”、“众达数万”，有时又“部众离散”、“相互攻扰”，史籍中很难见到能够长期维系的坞壁组织。
坞壁作为军事实体，对于应付暂时的战事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但无承受长达数十年的频繁战争。经过十六国时期百余年的王朝更替，“中原凋弊，户口离散”；后燕与北魏统治初年，北方地区坞壁的数量和规模与永嘉之乱后的格局不可同日而语。北魏时期，坞壁作为一种军事实体在北方已逐渐消失，但坞壁赖以建立的宗族组织依然存在。“北魏前期不置乡官，而建立以宗族为基础的宗主督护制，正是对北方实际情况的承认，也是拖着氏族制残余的鲜卑拓跋贵族所能理解的基层组织形式”。
十六国至北魏前期，频繁的战乱和迁徙使北方的土地所有权变得混乱和不稳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太和改制以前。据学者的有关统计，北魏立三长前，“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的情况固然存在，但社会上占多数的仍是三五口之家的小户。李安世上均田疏，谓强宗豪族“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历涉数世”，“莫可取据”。北魏前期许多过去百口千丁的大族不时受到饥荒的困扰，处境窘迫，高允《征士颂》因谓“诸士流涉远止，率皆饥寒”。
土地、财产与人口的占有是世家大族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永嘉之乱北方土地所有权的长期不稳定，迫使大族在宗族关系和社会伦理其它方面作出必要的调整，以为门户自存之计。
北魏世家大族有着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等级界线，一门之中，尊卑有序，凛如公府，范阳卢氏“亲从昆弟，常旦省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弘农杨氏“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父不命坐，子不敢坐；父不进食，子不先饭。家族中嫡长子的地位十分突出，“长者莫不毕拜致敬”，“诸父并敬惮之”。与此相反，庶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十分卑贱。卢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李“母贱，为诸兄所轻”；高昂长子长命“本贱出，年二十始被受举”；清河崔廓“少孤母贱，不为邦族所齿”。《颜氏家训·后娶篇》谓“河北鄙侧出，不预人流”，反映出这种现象在河北大族中的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魏晋时期，嫡庶之防在北方社会中已并不十分严格，而到了北朝时期，大族内部这种等级界线重新变得泾渭分明，成为“士庶贵贱之隔”。陈寅恪先生敏锐地注意到：北方重嫡嗣，与元魏宗主之制有关，宗主制中之宗主，即如古代宗法之宗子。北魏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政权体制中具有强烈的宗法制色彩，这种因素也影响到家族中爵位承袭和仕途官宦。从这个角度看，重嫡庶、鄙侧出并不是北方社会所固有的社会习俗，而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北方的嫡庶之别使世家大族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一个稳固的核心，同时也孕育了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北魏后期，随着一些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显达，宗族成员在社会等级方面的差距逐渐加剧，嫡庶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表面化，“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奴”的现象不时发生。太和改制后，汉人大族与北魏王室和鲜卑勋贵间的婚姻往来日益频繁，众多鲜卑妇女凭帝室之资，挟王公之势入为汉人之妇，对汉族高门大姓赖以维系的宗法礼教也构成了一定的冲击。“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咸以叹息”。宗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分化，在北魏末年的易代分合中，许多名家大姓已失去了固有的凝聚力，宗族成员为谋求自身的功名与权位，分别效忠于不同的统治集团，父子异邦，兄弟成仇。
北朝世家大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数百年不失根本之地，具有雄厚的土著根基。许多名家大姓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采取了“双家制”的生存方式，与乡里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宗人少年时多居乡里，壮年游宦至京，致仕后返回乡里。为官者“每四时与乡人父老书相存慰”。“双家制”的存在，在一定时期保证了世家大族的社会根基，使其不致因某些突发性的变乱而举族覆没。
作为家族的组织形式之一，“双家制”固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形态，但既要维系在乡里的财富和声望，又要保持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俸禄，往往要受到一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二者往往不可得兼。北魏前期，百官无禄，入京居官的士人失去了宗族乡里的依托，生计窘迫。郑羲至京，“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卢义僖在乡，“有谷万石贷民”，入京后“虽居显位，每至困乏”。太和改制后，随着名家大族的大部分成员成为“显宦”后，“双家制”的重心便逐渐由乡里转入城市，官俸也开始成为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北魏后期，范阳卢氏中居于京师者即有百口之众，裴植出为刺史，“自州送禄奉母，及赡兄弟”。在这种背景下，世家大族与乡里的隔膜日深，关系渐远。当北魏末年战乱突然袭来之时，许多久居显宦的大族已失去了乡里的缓冲。赵郡李奖“阖门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羁系，无由自拔”；弘农杨氏“举族百口无以自适”。
四、官学与私学：北朝世家大族的家学门风
儒学继世，经术传家，通常被视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一般特征；前辈史家于南北学风之异同亦多精辟之论，在此，仅就北魏官学与私学的消长及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略作阐述。
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有着明显的地域色彩，在洛下公卿以虚咏竞扇的同时，河北大族则笃守汉代以来的学术传统，学风古朴而保守。永嘉之乱后，随着河洛名士的南迁，玄学在北方几乎完全消失。
北朝儒学上承汉代经学，重视章句训诂，已为史家所习论,即所谓“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经学中一度绝响的谶纬占候之学在北朝又重新得到了复兴。东魏年间，李兴业使梁，主客问答称北方郊、丘规制用郑玄义，参以纬书《孝经援神契》，为朱异所非；《颜氏家训·勉学篇》谓北朝“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述而已”。如果重视章句训诂乃是学术传统的承袭，那么谶纬之学盛于北方，无论“俗儒”，则与北方的社会政治环境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北魏初年汉族士人中得以贵显者，多兼通谶纬之学，燕凤“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许谦“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学”；崔浩“少好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该览”；高允“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公羊春秋》”。拓跋鲜卑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之初，与汉文化隔膜甚深，相对于深奥的儒学典籍和礼仪，谶纬占候更为浅近和实用，因而也最容易为鲜卑统治者所接受。这一时期的记载中，常常见到行军征战中用汉人占候风角、卜测吉凶或名士广引图谶取昧魏主的事例，这是北魏前期拓跋鲜卑与汉文化的一种较低层次上的结合。对于北方大族而言，明习谶纬占候之学，是博取仕途功名的重要手段，尽管他们内心对此道并非笃信不渝。直到北魏后期整个社会的汉化程度已大为提高的情况下，纯粹以儒学至显的名士仍极为罕见，孙惠蔚六世“以儒学相传”，通《诗》、《书》及《孝经》、《论语》，明《易》、《礼》及《春秋》三传，自太和初入仕，二十余年，“久滞小官”；至孝明帝时方为光禄大夫、济州刺史。《魏书》谓“魏初以来，儒生寒宦”，唯有“孙惠蔚最为显达”。孟信“颇传学业”，常言：“吾家世传儒学，而未有通官，当由儒生非世务也。”
与章句谶纬治学风行的同时，汉代经学中师徒延受，弟子相承的传统在高门大姓中却一度绝迹。北魏初年，赵郡李孝伯、渤海高允未达之时，都曾居乡教授；及至通显，此业遂废。在此之后，河北高门中延徒受业者罕见其人。自太武帝之后，私学在北方一度受到严格禁止。太平真君五年(444)诏，“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这一诏令的颁布，是当时佛道之争的间接反应，并与当轴的“天下第一盛门”崔浩有着直接的联系。北魏一朝，国学虽屡有兴废，却始终无讲授之实。北魏前期，中书省和中书学是名门大族的翔集之地，中书博士是汉族士人所历最多的一个官职。《征士颂》中详尽描述了被征诸士在中书省中上预朝会、下谈公务等种种活动，却丝毫不及讲诵传授这一中书博士的主要执掌。《魏书·李郁传》称：“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朝夕教授，惟郁而已。”在这种背景下，中书博士一职逐渐成为世家大族的迁转之资。在太和改制后，国学不立的状况仍没有很大改观，《魏书·宣武帝纪》载建昌元年夏四月诏云：“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矜。”
私学之禁与国学不立，与鲜卑民族的文化水平固然有一定的联系，而身居高位的名家大姓，也负有相当的责任。陈寅恪先生指出：魏晋之后，“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中心转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世业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十六国至北魏前期，河北大族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并不十分稳固，政治权势也不够稳定，时隐时显，或兴或衰。比较而言，文化上的优势是他们唯一可以凭籍的立身之资，也是其门户得以延续的最为可靠的保证。为维持这一优势，便有必要在学术上构筑垒壁，确保自身在文化上的垄断地位。北魏时期，河北大族在文化上世代承袭的特点十分明显，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家族，自永嘉以来的家学世传斑斑可考，名家子弟率多学养，而文化上的世代承袭便意味者政治上的累世贵显。
世家大族在学术上的垄断严重影响了北方文化的传播，也阻碍了孤寒之士的仕进之途。《隋书·经籍志序》：
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库所有，才四千卷。……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迁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
丧乱之后，流离的典籍主要集中在世家大族的手中。崔亮入魏，兄崔光谓之曰“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陇西李冲）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崔亮答以“安能看人眉眼”，李彪因渤海高闾“家富典籍”，“手抄口诵，不暇寝食”。刘昼“恨里下少坟籍，便仗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书，乃造焉”。前引诸例中不乏一些具有士族身份者，而普通寒士的际遇更等而下之。
学术的垄断必然造成学术本身的蜕化，在北朝大族中，真正有较高儒学造诣的大儒并不多见。太和改制后，名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获得了与鲜卑贵族同等的特权，贵游子弟可以凭借门第轻易晋升高官显位，经学儒术也不再是他们唯一的晋身之途。于是，大族中家学的延续便呈式微之态。
太和改制后，北方的文化环境有了很大改观，儒学骤兴。《隋书·儒林传序》：
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缙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
《魏书·儒林传序》：
虽黉序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 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儒学的勃兴，其中心在私学而不在官学，“缝掖巨儒”也多不出自名门大族。北魏大儒徐遵明、张吾贵、刘兰等人都无显赫家世可称，《北史·儒林传》所见诸人，或“门族寒陋”，或“家世贫贱”。授业者既不是名门显宦，生徒也非贵游子弟。《北齐书·儒林传》记述这些“负籍从宦之徒”的问学之状是“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
如果说魏齐周隋间儒学的授受内容尚恪守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那么儒学的传授方式则体现出全新的面貌。徐遵明先后师事屯留王聪、中山张吾贵、范阳孙买德；李铉从浮阳李周仁受《毛诗》、《尚书》，从章武刘子猛受《礼记》，从常山房 受《周官》、《仪礼》，从渔阳鲜于灵虬受《左传》，时人有谚云：“青出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北魏末年，学术中这种“师无常”的传授方式与汉魏大族政治下师徒间那种严格的等级关系以及森严的家法迥然有别。
太和改制后北方游学之士的大量出现，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它反映出北朝世家大族在文化上的垄断地位已逐渐被打破，一个在政治上足以取代它的未来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正在形成。“游学”乃是以“从宦”为目的，学子“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直接威胁着世家大族的既得权位，尽管这种冲击在北魏末年还显得十分微弱。从这个角度讲，南北朝后期真正意义上的寒士的兴起在北而不在南。
（五）士族与官僚：北朝世家大族的“官僚化”
南北朝后期，随着社会生产的逐渐发展和王权政治的不断巩固，中古士族在南方和北方都显现出衰落的趋势。但由于南北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的差异，南北士族演进的历史轨迹不尽相同。如果说这一过程在南方体现为士庶界线的日益分明、士族队伍的不断缩小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族集团的脆弱和孤立，那么北朝则表现为士庶界线的宽松、士族队伍的无限膨胀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族身份的蜕变。
前辈学者注意到：北魏用人，兼容并包，北方的士族制度的结构较为松散，不象南朝那样明显地分为两个层次，这与北朝统治结构及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北魏政权建立的基础是草原民族的武力征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鲜卑贵族在政权中居于主导地位，汉族士人在统治集团中沦为配角，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北魏的统治逻辑是由政府选择士族，而不是由世家大族自身来区别士庶。经过十六国及北魏初期的分化与调整，北朝士族门第逐步形成。新的等级序列与魏晋时期相较已有很大差别，《征士颂》所列的数十家大族中，可以确认为魏晋高门的并不多，不少家族只是世仕后赵及前后燕者。基于这种现状，北魏当轴权贵不愿意也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区别士庶。崔浩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卢玄戒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事，讵几人也？宜其三思。”直至孝文帝任宋弁分定诸州姓族，“颇为时人所怨”，最后成为有始无终的一纸具文。
北朝的新兴权贵可以通过假冒和伪托较为顺利地跻身士流。由凉土东迁的“中山王氏”能够成为士民所公认的“太原王氏”，源自边鄙的“马渚诸杨”得以成为正宗的“弘农杨氏”。在北朝史传中，郡望、家世属于“自云”者随处可见，显系伪冒者不乏其人。
北朝盛行大家族制度，“北土重同姓”，“虽三二十世，尤呼为从伯从叔”“行路相逢，便定昆季”。许多大族中的疏宗末属往往通过这一渠道跻身士流。
孝文帝制定姓族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促成鲜卑贵族的士族化，在北朝后期胡汉融合的过程中，大批鲜卑通过王朝的法律确认进入到士族行列之中，争定门第高下，“辞讼不绝”。唐代士人郡望中，源自胡族血统以太和门第相尚的“胡姓”占有相当比例。
北朝士族社会的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紧张因素，使士族制度本身更具有弹性和包容性，因而使北朝世家大族保持了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但是，这种无限制的开放也孕育着自身的否定方面。中古士族制度的特质之一是少数家族凭借家世门第世袭垄断王朝中的清要之位，在客观上要求将士族保持在一定的比例和范围之内，这种平衡仅仅通过士族的自然升降是难以维持的，因而通过乡议官铨等途径甄别士庶、清定流品变便成为士族社会得以维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北朝社会特定的历史背景使得士族社会失去了这种有效的制衡机制，直至太和改制后，北朝中正的职能一直十分衰弱，在北朝末年甚至一度被罢废。而士族队伍的无限膨胀则导致了北魏末年的仕途拥挤和文武分途，从崔亮“停年格”的出现到苏绰“六条诏书”的提出，决定仕途的标准逐渐由血统家世过渡到年劳，并开始转为吏干，逐渐向官僚制的原则靠拢。这种趋势发展到隋唐社会，便是所谓“官无清浊”、“选无清浊”。
北朝士族队伍无限膨胀的结果反映到唐代社会中，便是士族身份的蜕变。唐代的郡望，以不再是少数士族血统和身份的标志，而是一种相当宽泛和笼统的概念。《史通·邑里篇》谓时人“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言李必云陇西、赵郡，称王必举太原、琅琊。唐代中叶姓氏书的修撰，在内容上由入录诸姓分别等第、详列谱系发展到简单的仅列姓氏郡望的简谱，而流行于民间的这种简谱，从体例上由分郡列姓、区分等第发展到依声韵或为先后，其变化表明唐代士庶界线已不在于族望等第，民间流行的简谱仅仅是为了便于按照习惯在需要时安上自我选择的郡望而已。
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在于，作为北朝一流门第，由太和改制所确立的“四姓”家族，在相当一个历史阶段内维持了稳定的社会存在，保持了较高的社会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背景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确立下来的北朝高门大族，已隐约具备了某些官僚化倾向：他们的政治权势、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与皇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与王朝的矛盾已不再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对立，而是集中在王朝内部的政策纠纷与宫廷斗争当中；决定他们仕途与权位的主要因素，也逐渐由家世与血统转变为自身的能力与才干，决定他们政治取向的首要因素也逐渐由家族的利益转变为王朝的利益。从这一角度讲，他们中“家族”的色彩已逐渐衰弱，而“官僚”的色彩逐渐浓厚，因而在某一王朝倾覆后，能够较为顺利地被新的统治集团所接纳；南北朝后期东西统治集团的分化又使得“四姓”家族中一些比较次要的支系上升到名家大姓的行列，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些家族的衰落过程。
隋唐以降，承南北朝百年之余绪，以“七姓十家”为代表的山东士族仍旧维持着较为持久的社会存在，他们虽“累叶陵迟”，尤“以婚娅相尚”，在一定时期内“光荣孤立”于皇权之外。只有在排除皇权的干扰、社会教育的普及以及门第观念逐渐消亡之后，他们才最终从历史上消失。
太和改制后，汉魏以来的士族制度在北方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北朝社会重新“门阀化”的倾向却并不是历史的简单回复。从某种意义上讲，“分定姓族”是北朝世家大族的一次“再生”，北朝社会的“门阀化”开启了北朝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声，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国的重构，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
（完）
作者：陈爽 ，刊《学人》第4辑，后收入《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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