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25 北京卢氏宗亲联谊组织

 

    ［作者简介］卢骅，1957年生，历史学学士，辽宁社会科学院信息工作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二、一生精忠报国，为国献计出力

    民族英雄岳飞之所以受到华夏儿女的崇敬和爱戴，是因为他一生不遗余力，精忠报国。卢植所处的时代，大大早于岳飞的年代。卢植虽非圣人，可他的一生，就是精忠报国的一生，是爱国为民的一生。
    史载卢植“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汉灵帝时，布衣出身的卢植虽未出仕，就极为关心国事。“时皇后父大将军窦武援立灵帝，初秉机政，朝议欲加封爵。（卢）植虽布衣，以（窦）武素有名誉，乃献书以规之”。就是说，汉灵帝年幼，皇后父大将军窦武执掌朝政，窦武以“朝议欲加封爵”，卢植以为不妥，因为“封爵”势必造成权力的分散，不利于汉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和国家的统一。他为此提出了治国安邦、“强干弱枝”的新策，即“宜依古体，置诸子之官，征王侯爱子，宗室贤才，外崇训道之义，内息贪利之心，简其良能，随用爵之，强干弱枝之道也”。所谓“强干弱枝之道”，就是在继续保持汉初政治体制的前提下，选贤举能，只封爵给对国家有突出贡献者，以此达到强干（树干，此指京师，亦即朝廷）弱枝（树枝，此指地方势力）的目的。尽管窦武没有采纳他的新策，但卢植这些建议称得上是当时治国安邦的良策。

    卢植治国安邦良策，集中体现在他的“略陈八事”上。光和元年（178年），时任尚书的卢植给皇帝上了一道《封事谏》，其中著名的就是他的“略陈八事”。所谓“略陈八事”，就是向皇帝提出八项建议，请求朝廷发布实施。这“略陈八事”是：“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御疬，四曰备寇，五曰修礼，六曰遵尧，七曰御下，八曰散利”。《后汉书》卢植列传用了较长篇幅记载了“略陈八事”原文，说明历史家对它的重视程度。用现代汉语来诠释“略陈八事”，就是：一要选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各州郡要选拔任用一批“贤良”的官员，以加强汉朝封建统治的组织基础；二要禁止结党营私，对“诸党锢”只要改过的“可加赦恕”，以瓦解朋党的内部基础；三要防治各种疾病，因当时战争频仍，“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导致传染病流行，应将这些“委骸横尸”妥为安葬，防止疾病流行，确保百姓健康；四要侯王之家减削赋税，防止老百姓“愁穷思乱”而造反为“寇”，让老百姓生活“给足”，“以防未然”；五要以“礼”治天下，“应征有道之人”，制定、教授和实施“礼”学《洪范》（即标准），使天下人遵“礼”行事；六要象远古的尧一样，为官要“章能否”，官吏要在任期内显现出自己的能力与业绩，鉴于“今郡守刺史一月数迁”的状况，应保持地方官员的稳定性，建议他们的任职期限至少要满三年；七要遏制求封爵位的人，将求封的路堵住，“御下”以护上（中央集权）；八要“散利”，规劝皇上不要聚敛天下财富，不存私心，“宜弘大务”，全力抓好国家大事。以上“略陈八事”，涉及国计民生诸项大事，既顺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有些主张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卢植既是一位“通古今学”的“海内大儒”，又是精通兵书战法、能征惯战、“才兼文武”的大将。与以往武将不同的是，他统率大军平九江，降“南夷”，战“黄巾”，不单凭孔武之力和大军压境、厮杀屠戮，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如平“九江蛮反”时，“蛮寇宾服”。卢植统率大军平九江的具体情况，史书未作详细记载，但“宾服”决不是“战服”，只能是采取“安抚”之策，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使人心服口服，这是可以肯定的。降“南夷”时，史载“（卢）植深达政宜，务存清净，弘大体而已”。尽管这段文字不多，却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仍旧采取了“安抚”之策，使“南夷”心甘情愿地降服于这位“有恩信”的太守。战黄巾时，他是征讨北路黄巾起义军张角所部的主帅，统辖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副将）和“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征之”。张角不敌，败走广宗，力保城池。卢植率军围城，“筑围凿堑，造作云梯，垂当拔之”。后来，卢植被朝廷特使、小黄门太监左丰陷害，“帝怒，遂槛车征（卢）植，减死罪一等”。如果不是左丰陷害，卢植在征讨黄巾起义的路上会越走越远，幸好到此结束了他征讨的征程。不过，左丰在向皇帝报告时，说到“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意思是卢植征讨黄巾军不积极，只是把城池围起来，不出兵征讨，等待皇帝御驾亲征。左丰的话，恰恰说明卢植在用兵上的韬略和一贯战法，就是不轻易出兵和杀戮黄巾起义军。后来，“车骑将军皇甫嵩讨平黄巾，盛称（卢）植行师方略，（皇甫）嵩皆资用（卢植）规谋，济成其功”。这说明，卢植“固垒息军”的战法是行之有效的，也是高人一筹的。

    卢植在军事上颇有建树，堪称“儒将”。他的“安抚”、“固垒息军”等征战方略，显然受到了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作为东汉时期的“海内大儒”——他在军事上以“仁政”治军经武，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三、敢于仗义执言，不计名利地位

    卢植为官数十年，由博士、议郎累迁地方主官（太守）、大将军（北中郎将）和大臣（尚书），官阶和权力不可不谓大，称得上是东汉时期的重臣大吏。因此，他在朝中的一言一行都十分引人注意，加之又是饮誉朝野的“海内大儒”，对当时的朝政有着重要影响。

    由于东汉时期战乱不已，宦官与外戚、诸侯争斗弄权，朝中文武百官多唯唯诺诺，敢于向皇上进谏者寡，敢于同弄权者抗争者也寥若晨星。而卢植则不畏强权，敢于进谏，敢于抗争，表现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质，这一品质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和最高境界。

    皇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敢于向皇上进谏者，委实不多，因为进谏者要冒丢官甚至被杀头的风险。据史书记载，卢植曾多次向皇上进谏，所提问题都很尖锐。比如，他在《封事谏》中写道：“臣闻汉以火德，化当宽明。近色信谗，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他规劝皇上不要“近色信谗”，就是不要近女色、信谗言；他在“略陈八事”中规劝皇上“宜弘大务”，就是针对皇上“近色信谗”而提出的修身方略。而皇帝“近色信谗”，也是东汉乃至中国古代多个封建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卢植的诤言，可谓千古至理名言。纵观中国古近代史，敢于如此直言者，唯卢植与魏征二人而已。遗憾得是，皇上并未采纳卢植的进谏，东汉的衰亡也就势不可免了。而唐太宗能以魏征的诤言为“镜子”，所以出现了“贞观之治”。

    卢植与权臣抗争，也在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早在青年时代，卢植即以敢说敢作敢为而闻名于世。他未入仕时，就曾献书规劝并无大功的皇后父大将军窦武，不要威逼朝廷给窦武封爵。卢植在书中劝他“宜辞大赏，以全身名”。这在当时是需要胆量才敢于如此直言的。入仕后，为国家民族计，卢植将自己的名利地位甚至生死置于不顾，仍一如既往地同权臣抗争，决不向恶势力低头。在任北中郎将时，皇帝的亲信、小黄门太监左丰奉帝命监军，有人劝卢植贿赂左丰，卢植不肯，因此得罪了左丰，被其陷害。董卓专权，意欲废帝，“乃大会百官于朝堂”，“群僚无敢言”。惟有卢植一人大义凛然，敢于独自当面抗议。如今思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

    《后汉书》卢植列传的作者论曰：“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卢植主张：“夫士立争（古争与诤同）友，义贵切磋”。《孝经》曰：“士有争友，身不陷于不义”。卢植一生淡泊名利，以敢说敢作敢为驰誉天下，他敢于进谏与抗争，敢于为民请命，并非为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是时人及后人十分钦敬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