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校长·科学家——记中科院院士、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卢永根教授
——来源：南粤清风网 2003-12-28
卢永根，男，广州市花都人，1930年12月出生。1983年至1995年曾任华南农 业大学校长，1993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重点学科——作物遗传育种学学科带头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广东省科协副 主席。1997年获广东省“南粤杰出教师”光荣称号、1998年被选为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曾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五、第六届省委委员。
1983年10月，卢永根走上了校长领导岗位。作为一名党员专家教授、一名“双肩挑”的学术 型领导，如何处理好既要当好校长，又要做好学问，既要兢兢业业做好艰巨繁重的行政管理 工作、对学校的改革发展负责，又要竭尽全力处理好提高自己所在学科的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关系，卢永根校长对此有他独到的看法。他认为要处理好党员、教授和校长之间的 关系，应当是：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卢永根的“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不仅是一句名言，更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领导艺术、一种行为准则，他亲自倡导并认真实践，得到了农业部党组和全校教职员工的肯定与赞赏，在全国农业高校以及广东省高校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讲政治的老共产党员
卢永根是一名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在香港加入了地下党组织的革命者。1930年12月2日，卢永根出生于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少年时代时值香港被日寇占领，深深体味到当亡国奴之苦楚的他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和进步书刊的影响。在他就读 的香港培侨中学，爱国和民主的进步思想很活跃，其中还有一些从东江纵队复员的师生暗中从事革命活动。他最接近的一位国文老师和一位史地老师，都是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他们常常给他讲述革命道理，介绍他阅读宣传革命的书刊。从这两位师长的言谈品行，从多次参加师生们的爱国活动，他渐渐懂得，要使苦难深重、贫弱不堪的祖国早日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跟着共产党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才有希望。为此，他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不久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积极带领同学们开展爱国民主进步活动。1949年8月，年仅18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那一天，尽管监誓人一再提醒他：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党，个人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属于党、属于人民，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你是否 要参加，请认真考虑，现在还来得及作出最后的选择!”已在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和教育的卢永根，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选择革命人生道路，他为探索真理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卢永根庄严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面向北方的祖国，把入党宣誓词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心中。就在这一年，卢永根从培侨高中毕业了。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他毅然告别父母和亲人，抛弃安逸生活。回到内地迎接祖国解放，并就读于岭南大学农学院。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 的毕业精力献给祖国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
作为一名海外归来的党员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他也经历了人世间的坎坎坷坷，但这些都没有磨蚀他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1979年他携女儿到美国探望病重的母亲，在美的亲人千方百计说服他留下来。那时“文革”留在他心灵上的创伤尚未愈合，可他一如18岁时从海外回到祖国怀抱从不后悔一样，如今认定了报效祖国的决心从未改变。他说把所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为国家的兴旺、民族的振兴尽一份力，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也是我为之而追求的目标。比起在美国，虽然我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只有在祖国的土地上我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如今我经常出访国外，人家的尊重和赞誉，不仅是对我个人，更重要的是对我的祖国的尊重和赞誉，这样的人生不是比留在国外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么?
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教师，卢永根以他的一腔爱国之情去教育和感染他的研究生、青年教师和出国学习访问的学者。他担任校长12年，学校先后派出了一批批教师出国攻读学位、开展 合作科研等。为了尽可能使派出的留学人员学成后按时回国服务，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争 取和说服教育工作。对即将出国学习的每一位青年教师，他总是在百忙中抽空找他们个别谈 话，希望他们在国外要勤奋学习，不要嫌弃自己的祖国贫穷，回国后一样大有可为。他还经常亲自提笔给在国外的教师们写信，向他们介绍学校的情况，对每一位留学人员来信亲自作 复。他常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不能没有祖国。1994年7月，他给在美国留学的女婿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用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的事迹教育女婿，希望他选择归国服务的正确道路。这封信在《南方日报》和《华南农业大学校报》登载后，产生了很好的爱国教育效果。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已有不少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并在国内取得显著成绩。由他培养或联合培养的张桂权博士、严小龙博士在出国完成课题研究后均按时回到学校并已成长为学科带头人。
卢永根还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对学生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每当他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回来，或到国外、到台湾出访归来，他都会非常乐意地接受学生党支部的邀请，以时事座谈的形式就学会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与学子们进行对话交流。面对学生一些提问中流露出来的模糊认识，卢永根毫不含糊地要求学子们做学问也要讲政治，要求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坚定不移地捍卫祖国的统一。他在参加研究生党支部生活会时恳切地说，研究生作为国家培养的高层次人才更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尤其是在当前，我们是在面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下搞现代化建设，如果我们不关心时事、不讲政治，就很难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类似这样的座谈会，不论是研究生、还是青年教师的邀请，他都非常乐意参加，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对青年人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爱国主义教育。
作为一名党员校长，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立场坚定，政治敏锐性强，在学校受到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冲击时，特别是八九政治风波中，他立场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与学校党委一道为维护学校的稳定、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认真地履行一个共产党的职责。1998年，他被评为华南农业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高校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作风正派的党员校长
卢永根从1983年10月任华南农业大学校长至1995年6月，长达12年，连任三届，在广东省高校中，担任校长时间最长。农业部党组和广东省委高校工委认为，华南农业大学在卢校长任期十几年间，在总体建设、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保持稳定、人才培养、学科调整、办出学校自身特色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有的方面走在农业部部属院校前面。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积极多渠道地筹措资金，并实现了部省共建，这些成就为华南农业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处理校长和教授的关系上，卢永根认为，校长当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一所学校发展快慢，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因此，既然走上了校级领导岗位，当了校长，就要全副身心投入，就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思考学校的发展、制定学校发展战略、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上，至于个人的科研和业务工作，只能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去赶。为此，他身体力行。1983年他上任伊始，就绘制了学校的发展蓝图，提出“建设具有热带亚热带特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和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发展目标。他注重加强学科建设，提出建立遗传工程、农业生态和电子计算机等学科中心，并适当发展管理、工科、人文外语等学科，努力使学校朝着农工、农经、经贸、农理和农文结合的综合性方向发展。
卢永根当了十几年的校长，做了一辈子的教师。他做的不是一般的教师，他是校长、党委委员，对干部的印象、评价和任免，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遗传育种学家，在学术界颇有声望，对教师职称的晋升和相关领域学术成果的评价，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行政、学术二元权力并存的高校，当校长，当院士，既有行政权力，又有学术权力，但他公道正派，既正确使用权力，又不滥用权力。在对干部特别是中层干部的评价任用上，他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尤其看重干部的品德操行，对那些不能正确对待名利、不讲奉献、只计较个人得失、群众威信不高的干部，他坚决反对给予重用，对那些品行好、有能力、工作中干出业绩、群众威信高的干部，他给予充分肯定，并不以关系亲疏远近对待干部。
在华南农业大学，人们都知道卢校长有一句名言：“学术界也要‘打假’”。自从他担任校长以来，就一直倡导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一再疾呼不要让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污染了高等学府这块“净土”。卢永根常说，做人不能随风摆，做学问不能人云亦云，赶浪头，而是要有做人的基本原则，在学术研究上要敢于创新，独立思考。对学术界的某些弄虚作假现象和浮夸、虚饰之风，他深恶痛绝。有一段时间，本该是一块“圣洁之土”的高校职称评审工作，却受到一些不良风气的侵扰。一些学者、知识分子在职称评审中互相攻击、中伤、诋毁，对人对己都很不公正。为此，担任校长的他为扭转这种风气尽心竭力。他要求校学术委员会、各学科组评委、申请晋职者和职改办工作人员要严正自律，互相尊重，实事求是，公平公正，不能凭臆想和感情用事，要抛开个人好恶，独立思考，严格按程序办事。他亲自主持教 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严格把关，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的作用，主持制定了严密的专业 技术职务申报、述职、答辩和评审等程序，规定了各职务系列各职务等级的基本条件以及申请人、评审人员和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严格纪律，并且严格执行，一经发现违纪行为，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对此，他堪称表率。具体到每一位要求晋升职称的同志，他都是着重看其业绩，看其学术水平，从不将个人恩怨带入职称评审中，而一旦发现有人弄虚作假，他从不讲情面，坚决予以处理。1996年，当《南方日报》披露某些领导干部在研究生的外语考试中 作弊时，他十分气愤，投书报社为捍卫学位的尊严抨击这种丑恶现象。他坚决反对某些学者 动辄以“填补国内外空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来夸大自己的学术成果，坚持严格的科 学评判标准。卢永根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同时还担任了许多学术团体的学术职务，每逢各类评选活动，总会有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四处“公关”，找他说情，对此他态度鲜明，能回避的坚决回避，不能回避的他坚持按标准、按水平、按实力，实事求是地投下自己手中庄严的一票。卢永根对他人是这样，对自己更不含糊。尽管他已被评为中科院院士，但涉及自己的学术成果评价时，他从不夸耀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要抢头功，不要一窝蜂，不要说过头话。他把别人为自己写的材料中有关成果评价的“最系统”、“最深入”都改成“较系统”、“较深入”。他提出的“特异基因亲和”新概念，有人建议把“概念”改为“理论”，认为其有理论，又有计算公式，还有应用于实践的工作设想， 是一种比较系统的理论。但是他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还有待于实践的再三检验。卢永根校长就是这样通过制度建设规范职称评审工作，通过宣传教育抓学风教风以及师德建设，尤其 是通过其自身身体力行，使华南农业大学这所有着光荣传统和优良校风的学校经受了种种不正之风的冲击，继承和发扬了丁颖等老一辈科学家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对教师的使用培养，他既看重资历又不唯资历，满腔热情地鼓励年青教师大胆冒尖，并以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扶掖后辈，他主持制定了加快培养中青年教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扶植优秀中青年教师通过公平竞争脱颖而出，在近十年中破格晋升二十多位年轻教授、副教授。他求贤若渴，每逢出国访问和开展学术交流，他都要费心罗致人才。学校国家级重点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带头人温思美教授，便是卢永根1982年赴美访问时在康奈尔大学与其邂逅，用一颗坦诚的心把他“挖”回来的。多年来，是他在学校住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顶住非议，留出一些住房用来安置归国人员；也是他努力奔走，取得了省政府的拨款，在学校兴建博士后公寓，为学校吸引人才创造了条件。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卢永根时时处处牢记共产党员的宗旨，在工作中表现出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兢兢业业、顾全大局、团结协作、作风正派，以身作则，勤政廉政。他任校长期间，学校经费紧缺，他带头厉行节约，把那些使用过的纸张和信封反复使用，多年来不买不坐名牌进口小轿车。他公私分明，多年来一直坚持在住房、用车、电话等生活待遇上不搞特殊化，不占公家便宜。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胸怀，以愉快的、平静的心情从校长岗位上退下来后，诚心地支持新领导班子开展工作，经常积极主动地向领导班子通报信息，为领导班子的决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在学校划归省管以后，他积极支持校领导班子开拓思路，调整发展战略，优化学科结构，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促使学校向综合性方向发展。
成就斐然的中科院院士
1994年新年刚过，卢永根校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喜讯传开以后，记者们闻讯赶来，纷纷请他谈感受。面对这一崇高的荣誉，卢院士以一位自然科学家特有的冷静，把国家授予他的这一学术称号归结为四个“归功于”：归功于母校的教育；归功于他的老师丁颖院士、赵善环院士、浦蛰龙教授、李鹏飞教授、范怀忠教授等老一辈科学家；归功于在科研上与他密切合作的同事、助手和研究生；归功于在事业上给他全部支持的夫人徐雪宾教授。这是一种何等的胸怀!在事业取得极大成功的时刻，不是忙于谈自己的成功之道，而是把功劳归于学校、老师、同事、亲人。实际上，他在科学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更是他孜孜不倦、艰苦探索的结果。
卢永根从事作物遗传学，特别是水稻遗传育种和种质资源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半个世纪，他学术造诣高深，成就斐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卢永根就协助中科院院士、著名水稻专家丁颖教授组织全国12个科研机构，协作“中国水稻品种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研究”。在4年里，他们选择了各地区有代表性的水稻品种157个，在全国8个试验点和3个人工控制条件的辅助试验区试验。对这项庞大的试验结果，他们运用生态学的观点，阐明了水稻光温特性与生态条件的关系，进行了水稻品种的全国性熟区分类，划分了我国水稻品种光温生态型和气候生态型。 这些成果，对我国各地区间水稻引种、地方品种资源的改造和利用、耕作制度改革和选育品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受到国内外稻作学界的高度重视。丁颖教授1964年逝世以后，卢永根又主持了这项试验的总结并参加执笔和负责全书的统稿，写成专著《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该项成果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研究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与演变，是丁颖教授的重要学术成就之一。但丁颖教授等人当时的研究多是从历史学、植物形态学、植物地理学、人种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的角度来认定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华南，分布在华南的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20世纪80年代，卢永根从稻种间的细胞核型的比较上进行研究，首次建立了我国三个野生稻种的粗线期核型，从细胞遗传学的角度证实了普通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进一步印证了丁颖教授的论点。
卢永根对水稻矮生性的遗传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50年代，我省率先育成并推广了“矮脚南特”等一批矮杆优良水稻品种，使我国水稻产量有了突破性的飞跃。但在尔后的水稻矮杆良种培育中，由于“矮氏家族”成员太少，矮生性基因来源非常狭窄，十分不利于良种的优化。因此弄清矮源的遗传方式和扩大矮源遗传基础，便成为急需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76年至19 78年间，卢永根对我国早籼稻的4个著名矮源做了系统的遗传分析，分别就各矮源对穗数、粒数、粒重、不实率等重要农艺性状影响的幅度大小进行了比较，并作出遗传评估。他根据矮生性基因的遗传方式和等位关系，把我国现有的籼稻矮源划分为2类4群，为我国更有效地利用水稻矮源和人工创造新矮源，提供了理论基础。
杂交水稻问世以后，由于生产大量使用有限的不育胞质源的雄性不育系，使不育性的遗传基础越来越狭窄，有导致遗传脆弱的危险。1980年至1982年，卢永根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水稻诱导胞核雄性不育突破体的细胞学进行了研究。他把研究成果用英文写成了4篇论文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回国后，他又和研究生对我国3种不同胞质来源的4种水稻雄性不育系的质核互作雄性不育性进行了基因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培育出“珍汕97A”等基因恢复系，被作物遗传学界认为是研究胞质雄性不育性分子基础的理想材料，已为国内外学者所采用。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卢永根同他的研究生在研究栽培稻杂种不育性的遗传上，突破了过去一直以小穗育性为指标来衡量不育程度的简单方法，改用了花粉育性与小穗育性相结合的方法。他经研究指出，杂种的不育性和亲和性，至少是由6个基因座位的花粉不育基因控制；基因模式应为单基因座位孢子体——配子体互作模式，而不是重复配子致死模式。他提出的“特异亲和基因”新概念，阐明了栽培稻杂种的不育性和广亲和性的遗传基础。这些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同行专家认为，这是国内外同类研究中比较系统、比较深刻和比较接近实际的学术概念，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的较完整而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独创性，对水稻育种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1995年6月，卢永根院士从校长岗位上退下来后，就把全部身心用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当过十多年校长的他，善于提出学科发展的战略思想，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善于团结凝聚队伍。今年，他引领的作物遗传育种学科在激烈的竞争中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在他看来，进入“国家级”只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将继续率领他的科研团队，不断向着新的学术高度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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