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福建卢氏网 论得姓始祖与远祖的问题（一） 卢彪-河南沈丘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既有着悠久的历史，又有着丰富的文化典藏，虽殷商以前史籍或阙而不全，难于考索，然自西周共和行政以来，年经月纬，重要史事多登之于简牍篇策，于是年代渐可知、事渐可考、人之世系渐可明。大约于西周时期，谱牒出现，是于史家之“左史纪言、右史纪事”以外，又多出谱牒世系历谱等详载诸侯王公世臣世系以为史之辅。惜乎年杳代远，简策或失其编次之先后顺序，加之数遭兵隳水火（中国文化典籍遭受的最大灾难至少有五次，其中一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来的梁元帝烧书，更是对古籍造成了一大灾难，对古籍的损毁程度甚至超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后又经历了火烧迷楼、运载触礁等。）典籍多罹其灾。待至汉初，夹书之令既除（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禁止民间收藏、阅读五经、诸子百家之书，有敢藏其书者族，偶语《诗》、《书》者弃市。史称此项制度为夹书律，又被称为夹书令。直至汉孝惠帝四年才彻底废除这项制度，至孝武帝时，又下诏书广搜天下典籍聚之皇室，设置五经博士。）乃广为搜求，然载籍已不能备。载籍既失，考索无由，而后世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妄相假托之风气乃渐起。流波所及，浸淫于谱牒。 家谱，所以谱支系、辨嫡庶、别亲疏，本身又是史料的一分部，包含有很多移民史、家族史、政治史、文化史乃至于思想史，记录了很多正史、县志、府志所没有记载的历史事件（比如现存的道光三十年《沈丘卢氏族谱》中记载的卢象鼐抗击农民起义军的事件就不见于解放前写的《沈丘县志》），可以用来证史、补史，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家谱的写作、整理。由于多方面的历史因素，百分之九十五的唐宋以前的古谱已荡然无存（现存的宋代家谱也多不可见，也只有欧阳修创作的家谱和苏洵编制的家谱因为被收入他们的文集，才得以流传于世且被保存至今，或许这两部家谱是目前能见到的最为古老的、专门的家族姓氏谱吧。）从明中期开始，随着文网的渐驰，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足，人们又掀起了续谱的高潮，通过先辈们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在我国现存的古家谱中，却又普遍的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叙述自己的姓氏鼻祖多是以三皇五帝或其子孙为鼻祖，其得姓始祖多为春秋战国时期非常出名的人物，为其姓氏发展起重要决定性作用的也多为汉、唐、宋时期对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正面人物，这些人物包括贤明帝王、忠臣良将、孝子贤孙、经学大家或者是某一学派的“巨子”等。 然商周以前，文献无所稽考。故而早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的孔子时代就已经有“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的感叹，孔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商汤之灭夏不过千余年，距商之灭亡不过五百余年，于时以孔子之博学多闻已不能尽知夏殷之事，生孔子后之千百年者又如何知晓到纤细不遗的程度？孔子没后又数百年有司马迁，身为太史，虽有皇家图书馆中的大量书籍供他阅读参考，然在屡遭兵火之后，先秦史书典籍十不存一，故太史公在他的《史记》中屡次提到周朝以前的历史有“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的“欲语焉不详”的无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有“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又曰：“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是司马迁时春秋以前的历史本已多难知。）以司马迁之博闻广见而不能尽知，生于司马迁后千百年又如何尽知夏商及夏商以前之历史？ 既然以得姓始祖为春秋时期之人，则需借助现存于世的春秋时代的典籍以及记载春秋历史的书籍。春秋时代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大多为《左传》、《国语》、《史记》三书所收录，然而在目前即便是我们有《左传》、《国语》、《史记》及众多的关于三书的注疏可以稽考，但在家族姓氏起源等方面依旧有很多问题是悬而难决、难以明了。所以即便是现存古族谱上言之凿凿的说远祖为三代以前之某某、春秋以前或者春秋时期之某某，但很多的说法似乎仍然难以经得起考证。对此类问题提出怀疑观点的并非始于今日，远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人提出了，其中比较出名的如唐代颜师古，宋代朱熹、王应麟、陈振孙等。进入清代，由于乾嘉考证学派的兴盛，很多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通常散见于清人的各种笔记著作中），其中成绩较大的如乾嘉学派的开山祖师顾炎武（姓氏考证的内容见于《日知录》中）、精通汉学的惠氏父子、以研究《史记》而出名的梁玉绳等等，其考证成果皆足以证明旧家谱上在论述得姓始祖时普遍存在一些问题。 宋代著名学者洪迈（字景卢）曾在他的考证笔记《容斋随笔》第六卷中写到：“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且以《左传》为例，申氏出于四岳，而周有申伯，郑有申侯，楚有申舟、申公巫臣，鲁有申繻、申枨，晋有申书，齐有申鲜虞；贾氏姬姓之国，以国氏，然晋有贾华，又狐射姑亦曰贾季，齐有贾举；黄氏嬴姓之国，然金天氏之后，又有沈、姒、蓐、黄之黄，晋有黄渊；孔氏出于商，孔子其后也，然而卫有孔达，宋有孔父，郑有孔叔，陈有孔宁，齐有孔虺，郑有孔张。高氏出于齐，然子尾之后又为高强，郑有高克，宋有高哀。国氏亦出于齐，然邢有国子，郑子国之孙又为国参。晋有庆郑，齐有庆克，陈有庆虎。晋有阳处父，楚有阳丐，鲁有阳虎。孙氏出于卫，而楚有孙叔敖，齐有孙书，吴有孙武。郭氏出于虢，而晋有郭偃，齐有郭最，又有所谓郭公者。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洪景卢素以考证见长，其所写的《容斋随笔》也是后世公认的南宋三大最有学术价值的笔记体著作之一（此书为毛泽东所推崇），针对姓氏源头而犹有如此之叹，可见姓氏起源之疑自古已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文集中曾写到他的远祖为春秋时期楚平王之孙、太子建之子白公胜，然而宋代学者陈振孙也同样利用考证的方法证明白居易的“远祖为白公胜”的说法是错误的，并指责白居易的言论缺乏考证，且有伪造祖宗的嫌疑。清代顾炎武更有“白乐天不考古”的讥讽。李唐帝王以《道德经》之作者老子（汉以后很多人以为李耳就是老子，但李耳是否真是老子至今尚难确定）为其祖先，可事实上唐代之帝王原本是不姓李的，而是由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改姓过来的。近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就这问题在其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于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陈寅恪先生进一步考证说：“李渊其实是西魏弘农太守、鲜卑大野氏人李初古拔的后代。”很多刘姓族谱中说刘姓得姓始祖为刘累，《史记索隐》注高祖本纪中“汉高祖为刘氏”条曰“刘邦系刘累之后”，而刘累为陶唐之后（见于《史记夏本纪》），以此而论，则刘邦为帝尧之后，应是祁姓刘氏。而清代学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说：“汉高帝起于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无可考，况能知其族姓所出耶？”又曰：“刘夏、刘卷亦载春秋，安知汉刘必为祁姓而非姬姓乎？”现在很多刘姓都说自己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可是查看《汉书》诸表中所载与汉高祖刘邦同时，且未必有亲戚关系而被封为诸侯的尚有七位，分别为射阳侯刘缠（表曰：兵初起，与诸侯共击秦，为楚左令尹，汉王与项羽有隙于鸿门，项伯、缠解难）、东茅敬候刘到（表曰：以舍人从起砀，至霸上，以二队入汉，定三秦）、平皋侯刘它（读音为陀，表曰：汉六年以砀郡长初从）、燕王营陵侯刘泽（表曰：汉三年为郎中，击项羽，以将军击陈豨）、荆王刘贾、桃安侯刘襄（表曰：以客从，汉王二年起定陶）；汉高祖十三年为郎官、典客、后被封为阳信夷侯的刘揭，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一书中也列举了很多少数民族改姓刘氏的（姚薇元通过对《晋书》、《宋书》《魏书》《北齐书》《两唐书》等的考证，指出了晋至唐代的数百年间，部分刘氏名人是自少数民族改姓过来，其中隋末割据势力中的刘武周、唐代大诗人“诗豪”刘禹锡等都有可能是少数民族改姓过来的。）这些人多是与刘邦无血缘关系且他们又多有后裔，为什么老家谱上没有了他们的记载？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旧家谱上存在很多很多。 同样，流传于世的《卢氏族谱》自然也难免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据大多数《卢氏家谱》的说法：“卢氏鼻祖为炎帝神农氏，神农名石年，卢氏的得姓始祖为高傒。”“炎帝与神农并非一人”，关于这点，无论是清代的崔东壁的《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之下·炎帝氏·炎帝非神农氏》、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五帝本纪》乃至现代史学家吕思勉的《读史札记》等都有专篇论述此事。可以说在史学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关于姜姓的来历，而今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历史文献有《左传》和《国语》二书，《崔东壁遗书》曰：“《左传》原姜姓者二：一，昭公十七年传以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一，庄二十三年传以为太岳之后。或太岳既出于炎帝，其说犹可通也。《国语》原姜姓者三：一，晋语谓炎帝姓姜，盖既与《左传》文合；一，周语谓共工之孙四岳赐姓姜，盖既传之太岳。但炎帝既姓姜，则非至四岳而始赐姓。共工承炎帝后而改制度，则共工非出于炎帝明甚。二篇必有一误也。一，郑语谓姜为伯夷之后，伯夷与四岳比肩事舜，齐一国安得祖两人乎？”对于神农的名字在汉以前的文献中并无说明（原因是在《史记三家注》里关于神农的注解中并无片言只字的提及神农的名字），直到南宋罗泌的《路史后纪》中才说炎帝神农名石年（一说始于皇甫谧。清代胡克家在注解宋代刘恕的《资治通鉴外纪》时曾沿用了罗泌的观点），但是这个说法从其产生一直至明清都受到很多考证家的驳难，其臆说之难信，殆已成为公论。至于说卢氏的得氏始祖为高傒，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而言，东汉以前的文字典籍中尚无相关的记载（成书于东汉末的《潜夫论志氏姓第三十五》也只是说：“炎帝苖胄，四岳伯夷，为尧典礼，‘折民惟刑’，以封申、吕。裔生尚，为文王师，克殷而封之齐，或封许、向，或封于纪，或封于申。城在南阳宛北序山之下，故《诗》云：‘亹亹申伯，王荐之事，于邑于序，南国为式。’宛西三十里有吕望。许在颍川，今许县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间，晋惠公徙置陆浑。州、薄、甘、戏、露、帖，及齐之国氏、高氏、襄、隰氏、士氏强氏、东郭氏、雍门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渊氏、子乾氏、公旗氏、翰公氏、贺氏、卢氏，皆姜姓也。”）现存古代典籍中，最早出现“卢氏得氏始祖为高傒”这个说法的可能算是唐代林宝写的《元和姓纂》以及近现代考古发掘出的部分唐代墓志铭中涉及到。《元和姓纂》于卢姓条记载：“卢，姜姓，齐太公之后。至文公子高，高之孙傒，食采于卢，因姓卢氏。秦有博士卢敖，汉有燕王卢绾，沛人。”（欧阳修于宋仁宗时据《旧唐书》以及很多新搜集到的史料编《新唐书》，在其中的宰相世系表中共胪列唐朝历任宰相三百六十九人，涉及到九十八个姓氏，并且对涉及到的这些姓氏还详细说明了其得姓源流。在有关卢氏得姓源流方面，欧阳修基本上是继承了林宝的观点而又略有增补：“卢氏出自姜姓，至齐文公子高，高孙傒为齐正卿，谥曰敬仲，食采于卢，济北卢县是也；其后因以为氏，田常篡齐，卢氏散居于燕秦之间，秦有博士敖，子孙家于涿水之上，遂为范阳涿人。裔孙植，字子干，汉北中郎将。”）后来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沿用《元和姓纂》观点，而《元和姓纂》的说法间接的通过欧阳修“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高傒是春秋时代的人物，无论《左传》还是《史记》都有一些相关记载。在《左传》中高傒的名字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鲁庄公九年(公元前685）传文：“管夷吾治于高傒”。第二次是鲁庄公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第三次是鲁闵公二年(公元前638）冬“齐高子来盟”（杜预注：盖高傒也）。《史记》诸篇中涉及到高傒的文字只出现在<齐太公世家>中，共有三处：一，“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二，“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三，“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史记集解》唯于“大夫高傒”下引贾逵之言注解之：“齐正卿高敬仲”。然而无论是《左传》，还是《史记》，都没有提到高傒被封于卢。不过，在《左传》中隐约可以看到高氏拥有卢这个地方的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冬，为高氏之难，故高竖以卢叛。十月庚寅，闾丘婴帅师围卢，高竖曰：苟请高氏有后，请致邑也。十一月乙卯，高竖致卢而奔晋。”从此数条内容来看，高氏确实是拥有卢这个地方的。然而高氏有采邑却未必与辅佐齐桓公复国有关。根据春秋时期的礼法，王之子为诸侯、大夫，诸侯之子为大夫，然而无论是王之子为大夫还是诸侯之子为大夫，都是需要天子的任命才能有效、名正言顺，而诸侯自身是没有加封某人为大夫的权力的，这也是为什么韩赵魏三家分晋却需要天子的册封的原因。《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郑立······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上卿礼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由此可见，高奚之为齐国上卿是与齐桓公无关的。天子册封诸侯嫡子为卿的同时，还要给予一块地作为采邑，但并不是说这个采邑内的百姓就完全归这位卿所有。就此来看高奚有一封地也未足为奇。至于说高氏“以卢为采邑”起始于哪一年，是否自高傒才开始，今检先秦书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同时在《左传》、《史记》以及二书的各注疏中似乎也很难找到高傒之子孙有以卢为氏的确切的记载。按《世本》、《左传注疏》、《春秋世族谱》等皆曰：高奚之子高庄子，高庄子之子高倾子，高倾子有二子，长子高宣子，次子佚其名，高宣子有二子，长子高厚，次子高无咎。高厚之子高止。高倾子次子之子名高偃。直至孔子去世之前一年，尚有高氏奔北燕的记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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